刘先林院士

        2007年9月14日下午，按照约定的时间，我们来到了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刘先林院士的办公室。推门而入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堆在书桌上高高的几撂书和资料，隔着资料才看到跟我们热情地打招呼的刘先林院士。稍做寒暄，我们被安排到隔壁房间等候，因为此时沙发上还坐着两位老人。等候过程中，他们的交谈不时传入我们的耳际，刘院士非常耐心地倾听两位老人的讲述并为他们出主意。对于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，科研和管理工作已经相当繁重，但还要经常处理一些类似今天这样工作之外的事情，从断断续续的对话中，我们对刘院士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        送走两位老人，采访正式开始。采访过程中，刘院士始终带着谦和的微笑，谈吐之间透露着智慧与激情。
        这些年，国内研制成功的高端航空测量仪器产品不少，但却没有对这些产品进行很好的推广。然而，作为摄影测量与遥感方面的著名专家刘先林院士，他不仅带领团队研制了大量的航空测量仪器，而且他们在对产品的推广和应用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，多年来，他们研制的产品，销售状况一直稳步增长。这其中的奥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，禁不住想探个究竟。于是，我们与刘院士的交流也就围绕着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展开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创新目的：我们需要的是填补空白后的开花结果

        一直以来，中国的科研成果非常多，但是大都在科研院所、大专校园等深墙大院里，而这些机构的机制对推广产品比较困难，根本无法迅速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。但是，国外很多成功的例子却告诉我们：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。面对新的市场机制，“象牙塔”内的科研人员开始摸索走进市场。刘先林院士便是其中一员。他有很多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，但是他也知道，“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填补空白，更需要填补空白后的开花结果。”于是，在1989年，富有远见的他便积极推动成立了四维远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，并担任董事长。
        当记者问及将科研成果成功转化为生产力的经验时，他显得有些激动：“第一，必须走企业机制，用企业机制去推广产品；第二，从研发到推广再到服务，必须由同一批人负责完成，因为他们更熟悉所有的细节，能够更负责任地跟踪到底，同时也能够少走很多弯路。” 
        他说，如果向国家要了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科研经费，在实验室里搞出科研成果后总结一下，把档案往柜子里一锁就算完事，那是“拿老百姓的钱证明了自己的正确”。这也是导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的原因之一。国家和社会都应该鼓励科学家办公司，如果中国的科学家都能依靠企业机制走产业化道路，将科研成果最大程度地转化为生产力，那将会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。
        研制出先进的测绘仪器不容易，把它推向市场，在外国产品一统天下的国内市场上分一杯羹，甚至把它们挤出去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国内用户对国产设备的信心不足，总认为国产仪器不能用。长期以来我国航空摄影测量都不用国产设备，也不重视国产设备，基本上是外国货一统天下。事实上，国产仪器质量和功能并不比国外产品差，而且因为成本低价格也就比较低，但是，很多时候却连与国外仪器进行公平竞争的机会都没有。
        刘院士和同事们冷静地分析了形势，找到了一条独特而富有成效的产品推广方法。他认为，要使国产仪器站住脚，在用户心目中取得信誉，服务上必须比外国产品做得更好。高质量的服务，是他们制胜的法宝。
        刘院士要求公司每一位成员都必须牢固树立用户至上的宗旨。他常对用户讲，如果仪器出了问题或对仪器有什么要求，随时都可以打电话联系，他们尽快帮助解决。用户一来电话，本来可以让其他人去解决的，他都要亲自去，而且一接到电话就放下其他工作，马上就买机票，有时连家里的事都来不及安顿。有的用户对仪器质量不放心，他就专门去作应用示范；有的用户使用不熟，他就去培训；仪器出了故障，他及时赶去免费维修。有些用户对几年前买的老型号仪器提出过高的要求，他仍然热情相待，让用户满意。
        他有一句非常朴实而让人感动的话：“外单位的人，甚至外地的人，大老远来有求于我，我一定要热情地接待他们。”尽管他已年近七十，但依然是长年累月风尘仆仆地来回奔波。他说，产品销售靠的就是服务，我自己亲自服务，是“讨好”用户的最好方式，是树立用户对国货信心的最好方法。仪器设备能否在市场上推广，关键是许多细节需求能不能解决。这些细节服务，我必须亲自去了解，还要手把手地做出来，解决给用户看。卖出去的仪器就像最小的儿子，要到那里去照顾，让它成长。

刘先林院士主持研制的航摄数码相机

        创新动力：把外国产品挤出国门

        我国航空测量仪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完全依赖于进口，许多外商趁机向我们漫天要价，甚至把一些零部件拼凑在一起，高价向我们出售并不成熟的设备。刘院士告诉我们说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国家曾经以6万美元一台的价格，购买了一批记录仪，因为是接近淘汰的产品，买来后或是不能用，或是经常坏，而且修理费用很高，修一次或讲一次课动不动就上万美元。眼看着国家花大量外汇，买这些所谓的高技术产品，他就觉得心疼。
        有一次，刘院士与外商谈判引进解析测图仪事宜。他看到外商出示的清单中一个拷机程序竟要价5000法郎，他非常气愤，于是当即道破这个程序的奥秘，对方马上把价格降到1000法郎。还有一次，刘院士向一个专做中国生意的外商表示，中国仍然很穷。那个外商连问三声：“中国穷？”在那个外商看来，中国能花很大的价钱购买很一般的东西，怎么会穷呢？ 还有比这更让人感到愤怒的：在德国，外国专家拿出视波器，打出复杂的波形给刘院士看，并说：“这种复杂的光机综合仪器你们搞不了，还是研制单纯光机型吧。”谁知刘院士当即把他要演示的下一幕东西提前道出来，刚才还感觉良好的德国专家只好尴尬地收起了仪器。
        外商的态度重重地挫伤了刘院士强烈的民族自尊心，他决心研制出高质量的国产航空测量仪器，把国外产品挤出中国市场。
        1984年，刘院士主持研制成功了数控测图仪、ZS－1正射投影仪以及相配套的自动测绘等高线程序的80多个程序软件包，填补了国家航测仪器的空白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生产这类仪器的国家，在数据压缩、等高线拟合等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。ZS－1正射投影仪一推出，就基本上把国内进口正射投影仪剩下的市场全部占领，改变了我国长期不能生产丘陵、山地正射影像图的局面，满足了测绘生产和经济建设的急需，创经济效益700多万元。这是我国首次研制成功大型航空测量仪器。
        1987年的JX－1解析测图仪，一举夺回了解析测图仪国内市场。1988年的JX－3解析测图仪更是出口多个国家，同时国内外都出现了一个现象，即用JX－3解析测图仪改造国外的同类产品。JX－3解析测图仪很快在国内大面积推广，外商来华参展的同类仪器走遍全国卖不出去，只好大幅降价。甚至有一家德国人在香港开的公司因为仪器卖不出去只得关张大吉。等到JX－4解析测图仪诞生，国产化率更进一步，达到95％以上，书写了我国测绘史上的传奇一笔。
        刘院士总结说：“在航空摄影从模拟走向数字化的过程中，最早的模拟仪器可以说100%是进口的；后来到半数字化阶段，也就是解析测图仪时期，80%~90%的设备是国产的；现在是全数字时代，国产化率大概在95%以上吧！”他的每一项成果，都是自主创新的产物，都能从进口产品中夺回一片市场，都使我国测绘科技在国际上争到更大的席位。

刘先林院士在研究数码相机

        创新选择：幸福的使者

        1939年4月，刘先林生于广西桂林，祖籍河北省无极县。他喜欢爬山呼吸新鲜空气，喜欢打羽毛球，更爱好音乐。他从初中时就开始玩管乐器，从短笛到长笛再到黑管，大学开始学习小提琴，音乐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。做了这么多年的测绘科研，他对音乐的感受一直没变：音乐对科研有一定的帮助，他能使人的大脑活跃。
        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是所有青少年的天性，刘先林也不例外。正是由于这种天性，使得他偶然闯入测绘大门。他说报考武汉测绘学院时，看到航空摄影测量专业里有“航空”二字，觉得能像鸟儿一样在蓝天自由地翱翔，一定非常好玩，于是带着好奇心与对天空的无限憧憬填报了志愿。
        几年的大学生活，航空摄影测量这个专业并没有使他如当初所想象的那样飞上天空。毕业实习，他们是拿着红白相间的花杆爬山涉水去测图，每天早出晚归，用双脚丈量土地。他一直记得，当时学校录取通知书上曾称被录取的测绘专业的学生为“幸福的使者”——测绘的人一来，这个地方就要搞建设了，有了建设，就能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幸福的生活了。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知道，这个与山川河流打交道的活儿并不是那么好玩的，他感受到了测绘工作的艰苦，也明白了“幸福的使者”的真正涵义：测绘工作者注定是一个给人幸福的先行者，而不是幸福的最先品尝者。
        艰苦的工作环境对于懂得吃苦耐劳的刘先林来说算不了什么，但是在实习的过程中，国内测绘，尤其是测绘仪器制造的落后却深深地刺痛了这颗年轻的学子的心。他决心刻苦学习，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，将来报效祖国。1962年大学毕业后，刘先林被分配到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从事测绘科研工作。满怀年轻人的热情和理想，他开始履行“幸福的使者”的职责。

        创新源泉：生产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

        初出茅庐，刘先林就面对了一个难题：国家测绘总局从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，要从1:5万比例尺地形测图转向1:1万大比例尺地形测图。但是原来的那种图解式平面加密方法密度较低，不能用于1:1万比例尺测图。接到个难题，刘先林一头扎进生产单位作业员当中，苦心钻研，不到一年时间就研究出一种新方法——坐标解析辐射三角测量，解决了航空测量业内辐射平面三角测量平面加密精度低的问题。用这种方法，加密精度提高了一倍以上，而且省去了大量野外作业，满足了测制1:1万比例尺地形图的需要。该方法当时就在全国推广应用，并被写入国家1:1万比例尺航空测量规范，成为我国航空测量规范中第一个中国人创立的方法。
        1967年，刘先林通过潜心摸索，编制了一套适用的空中三角测量程序，第一次把计算机技术引入我国测绘生产领域，提高了生产效率，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。
        这两项早期的优秀成果，就开始展现出刘先林科研工作的一大特点：结合生产，善于创新，能解决实际问题。用刘先林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脚踏实地，生产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。
        上世纪80年代，刘先林根据航空测量仪器的发展趋势，结合我国实际研制出了集光电计算机技术于一体的JX－1解析测图仪。
        接着，为满足测制大量的1:500比例尺地形图和开展地籍测量的需要，他又开始了JX－3解析测图仪的研制。这是一种用来把航空相片转化为高精度地图的精密仪器，可以进行1:2000等大比例尺地图制作和地籍测量。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实现了数字测图过程，并在计算机上实时显示，可以满足城市规划和公路建设等需要，是当时国家航空测量业需要的主力仪器。研制过程中，刘先林特意邀请生产单位的作业员来参与，生产作业需要什么功能，他就在仪器上设置什么功能，真正做到想用户所想，急用户所急。1988年，JX－3解析测图仪研制成功，并获1991年国家测绘局科技进步一等奖，获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。
        长期以来，国内航空摄影测量一直是采用基于胶片的航空摄影（摄像）仪。这种摄影方法成本高，对天气条件要求苛刻，有的地方一年也没有几天理想的天气，而且不能当场看出航摄效果，在数据处理效率等方面也有欠缺。近几年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使用航空数码相机。数码摄影相机可直接、快速地获取影像并记录在硬盘上，是我国测绘生产急需的设备。进口仪器价格极为昂贵，一套1800多万元，而我国目前已累计进口10多套，耗资巨大。还有一条也让刘先林难以忍受，数码相机里有一个关键部件我国不能生产，别说技术，有关国家就连产品也不卖给我们。为解决我国测绘发展的瓶颈——数据采集这个问题，就必须解决航摄问题，发展我国自己的数码摄影相机刻不容缓。
        2003年，已过退休年龄的刘先林毅然接受挑战，承担了国家“十五”科技攻关项目——航空数码相机的研制。2007年5月，牵头研制的SWDC数字航空摄影仪通过产品鉴定。其作为空间信息获取与更新的重要技术手段，填补了国内空白。该产品性价比高，高程精度指标达到同类产品的国际领先水平，整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此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国土、测绘、水利、公路、铁路、城建、环保、旅游等部门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。
        院士，一个无尚荣光的头衔，令人景仰与敬畏。刘先林，却用自己的亲切微笑与热心服务把与周边人的距离拉得很近很近。在平凡与不平凡之间，我们似乎看到了矛盾，但是他却将这种矛盾非常自然地融于一身。冬去春来，事易时移，世间万物都在发生变化，唯一不变的是刘先林院士的拳拳爱国之心。